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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VA對談回顧 | 人類學家項飆：“人和人之間關系的構造，需要差異的彈性。”

● 2020.06.10

在上周六 2020 AIVA Summer Show

“觸不可及Touch”的線上開幕式中

有一個特別重要的環節讓小伙伴們期待萬分

那就是來自牛津大學人類學家項飚

與英國伯明翰城市大學藝術學院研究總監、

AIVA學術主持姜節泓教授的大咖對談：

“兩米外的世界”

相信看過十三邀的朋友，對項飚都不會陌生。他在節目中與許知遠真誠而智慧的對話，曾在微博上被不斷刷屏。作為一個人類學家，他能精準表述事情背后的規律與成因，道破現象表面的內核。

項飚18歲時保送進北大，26歲時碩士論文一發表就成為當代中國社會學經典。隨后，免試進入牛津大學讀博，博士論文獲得人類學界的重要獎項——安東尼·利茲獎。現任牛津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

6月6日，AIVA榮幸地與中國視覺藝術中心（CCVA）聯合邀請到項飚與伯明翰城市大學藝術學院教授、中國視覺藝術中心（CCVA)總監姜節泓進行了一場線上對談，話題包含：社會距離如何改變公共空間與人的互動、物理交往的“不可控”與線上生活的“可控”，以及疫情下對“等待”的重新發現......

6月6日線上研討會視頻截圖

當天錯過直播的同學，福利來啦！今天我們將把對談的完整視頻和文字整理分享給大家，不要為了錯過而遺憾了！

以下為對談內容視頻

以下為對談內容文字整理

姜節泓：從年末歲初發生了這樣的疫情，一直席卷了整個世界。我們也發現在這樣的疫情中，我們的生活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和沖擊，我們平時的一些習慣，也因為疫情正在漸漸地潛移默化地改變。我們這個系列將會請到七位來自不同領域的專家和學者，從他們的各自的知識領域和專業角度來跟我們一起分享他們所見所聞，所感受到的以及與疫情相關的一些思考。這是我們的第一次對談，我們兩個人都在英格蘭，現在是早上的九點十七分，比中國晚了七個小時。感謝有這么多學生和學者參與到我們的討論當中來。

我們可以從自身的日常經驗開始談起。在中國lockdown（封城）的時候，中國有中國的各種經驗。那么我們兩個人感受到更多的，是在英國的經驗。到處可以聽到一些標語口號，比如說“居家（stay at home）”，“保護醫療體系（protect NHS）”，“拯救生命（save lives）”，其中也要求民眾能“保持社交的距離（keep social distancing）”。我們（在英國）的社交距離是兩米，好像中國是一米五，不知道這個五十厘米的差距，會有多少影響。每個人保持兩米的距離，我們是親身感受到的，這種感受不是簡簡單單的在超市門口排隊，大家會相距兩米。同時，你在買菜的時候，你如果在不經意間去看貨架的時候，和其他的消費者距離稍微近了一點的話，互相之間會有一些眼神上的互動。這種兩米的距離，可能不僅僅是身體上的，同時也是一種心理上的。包括我們在外面散步，在公園里面的一條小徑，面對面走來的人互相都要繞開，以保持著兩米的距離。這兩米的距離本身就是對我們平時所熟悉的日常很大的改變。

項飆：非常感謝節泓。我是搞社科研究的，對藝術圈我非常敬仰，但是不太懂，所以特別高興有這個機會能夠跟大家分享。我就覺得節泓和我像是擺地攤的，中國現在地攤經濟的一個領先者。擺地攤兒吆喝就有很多人路過。所以我不知道地攤經濟怎么解決間隔的問題，因為地攤經濟的本身很重要的要點就是沒有距離。地攤是最早的超市，它是一個前超市，讓你零距離接觸物品和賣貨的人，你和其他的雇主都是零距離的接觸。是這樣的一個營造出一種沒有距離感的空間，是地攤很重要的一個特色。所以今天我覺得是在網上擺一個地攤，但我確實沒什么貨，只能隨便聊一下。

剛才節泓這個想法，兩米之外的世界，這是一個很藝術家的觀察，通過這樣非常微觀的一個視角要去看，他不一定會改變我們人和人的關系，但是他會是一個視角，讓我們可能體驗到或者重新思考，原來就存在著很多人和人之間關系的一些微妙的基因或者語法，就是調節我們關系的語法。原來這些語法是隱藏的，現在突然就出來了。比方說剛才節泓講到眼神的問題，因為我們原來在大街上走是不需要有這種信息傳遞的，你在街上看到人過來的話，你其實是不會注意到他們，而現在，你要時刻注意到對方來一個人。倒并不是說我們為了保護自己，而是覺得要向對方顯示，我知道你可能有的一個顧慮。所以當然跟東西方所謂的文化差別是有一點關系的，因為我們在東方一方面沒有距離感，但是一方面在人的交往程度上這種身體接觸不是特別重要。比方說握手，普通老百姓就沒太有什么握手的經驗，擁抱和接吻更是一般我們不太做的事情。但在西方這些都是很重要，然后一下子停下來，怎么樣去替代接吻的這種問候方式就是一個問題。這里就是關于兩米之外一個有意思的典型。

我突然想到了原來我們在大街上走，你跟一個人之間的交往，比方你在一個非常擁擠的車廂里面你是不注意到對方就有一個共存，然后可以擦肩而過。這種互動你就不用給對方一個信息，直接的、理所當然的。但現在就我要給你傳達一個信息，不僅是說“我在這里”的信息，你在那里你已經看見我了，而是要傳達知道政府有這么一個要互相間隔的規則——我要向你傳達我知道這個規則，同時我也會注意到你有可能考慮的信息。這個意思就是我們之間的信息傳遞不是一個直接的水平的傳遞，而是要先經過一個上面的規則——參考一個共同的規則，然后才建立起我和你之間的關系。這樣一個三角形的關系，把這個事情就變得比較復雜。其他的因素也就會進來，比方說對方是不是老年人，或者對方是不是戴口罩的亞洲人。你就會有很多的參考，要有很多這種象征性的語法結構來給對方要定位對方是怎么樣一個人。

這個當然在腦子里過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但是它引起的反應，也不僅是情緒，就是一種感覺，是相當復雜的。然后這個感覺當然會影響我們下一步的微笑，我們走路的速度和身體的姿態和當時的一些微觀行為。當然我們至少現在完全沒有證據，證明這次疫情會將會改變我們這些微觀的互動方式。但是這個顯示出我們原來那種非常自然的、沒有注意到的那種交往和現在要通過一個第三方進行互動和傳達信息交往之間的差異。這個會牽扯到很多關于基本制度還有一些社會結構上的問題。

姜節泓：對，你剛才提到我們可能對現在的很多情況做預判為時過早，因為我們現在正在過程當中。但是我們可以假借現在的情況去反思以前。你剛才所說的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關系，讓我想到我們之前的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比如說我今天跟你第一次在街上碰到，兩個男性朋友，找了一個咖啡館一一坐下，我們之間的距離差不多應該是在一米五的樣子，這樣的距離讓我們可以愜意地聊聊天。或者說你是我的上司，我的領導，我們的距離可能會稍微的拉開一點，會去潛意識地增加這種距離，去遵守或是維護這樣的一種權力關系。還有一種可能，又比方說我們距離特別近的話，要么我們是在背地里議論什么，要么我們之間的關系忽然變得曖昧起來。之前的這種距離系統，它是非常flexible（靈活），非常有彈性的距離，是可變的，也具有創造力的。距離可以創造出一種occasion（場合），一種relationship（關系），或者是一種expression(身體的表情)，甚至是一種community（社區模式）。而現在，當我們之間的必須間隔兩米的時候，距離變得一致化了，這種一致化把之前的這種有彈性的東西僵化起來。而這種僵化后的距離關系不見得就是無效的，不見得就是沒有功能的。它有點像睡覺之后落枕了，脖子還可以轉，但是速度要放慢，不然的話會疼；疼了幾次之后，會非常警覺，會很自覺地把整個身體一起轉過去，那么身體運動就一致了，不會再隨隨便便亂動了。那么當我們之間的距離被規范化，被模式化之后，我們之間可能這種距離就變得特別沒有彈性。這種彈性消失了，或者講這種彈性要通過你剛才講的三角關系才能夠引而顯現出來。

項飆：這里有兩點我可以回應，第一點就是說是物理距離和社會關系距離之間的關系。在原則上他們兩者之間的關系是非常微妙的，但這里有一個東西方文化差異在里頭，拉美和歐洲以及北美這一塊，他們社會距離和物理之間距離的應對關系是比較明確的，有親密關系，然后是一般的同事關系、熟人關系，然后它會比較豐富，從接吻、擁抱、握手，然后你走路怎么走它有一系列的code（規則），它的語法比較分層的。然后，很粗略的講亞洲非洲，我們一方面在社會距離上其實是非常豐富的，上下級關系遠近關系都是非常微妙，但是不太通過物理空間上的距離體現出來，所以在亞洲你很難一下子從人和人的空間距離上來猜測雙方關系。然后比方說，特別是在男性之間，青少年的勾肩搭背，這個是非常普遍的，在印度那就是更加普遍的，大家是認為在亞洲環境下基本上是認為一個很自然的一個友誼的表達。然后轉變是不是說在這兩個文化里面會產生不一樣的效果，就是像節泓剛才提到的僵硬化，這是有意思的可以觀察的一個現象。第二點，我覺得是更值得反思的，一個問題就是說原來我們人和人之間是有差異的，有上下級關系，然后通過物理空間的距離表達出來。現在一刀切，大家全部是兩米，這個不管是在東方西方它會產生一個什么樣的影響。是不是說讓我們感覺到了大家的一種共同性。現在這個話語有很多了，就是說這個病毒是全人類共同的敵人，所以現在是我們全人類共同的戰役。然后我們現在采取的措施當然還是有很多差異，但到現在是越來越趨同。大家覺得這口罩是要帶的，互相的間距或是隔離是重要的，禁足甚至封城在某些情況下都是有必要的。措施越來越一致。現在我們大家在一個一致性的空間里面生活，面對一致性的問題，是不是讓我們感覺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更加緊密了，更加平等了？現在我們觀察到的可能是相反的，我覺得蠻有意思——就是說現在觀察到不僅是國和國之間的差距，更有國內我們的同胞之間的差距，我自己就有這樣的經歷。比方說我們的中學同班同學這樣的一個圈子里面，會出現非常大的爭議，這個爭議不僅是對信息上分析的爭議，很快轉化為一種情緒上的。是有的時候是讓人覺得有點焦慮的，因為原來多年的好朋友突然會在這個事件上出現裂痕。為什么會在面對這樣一個共同的敵人，大家有一一套共同的方略，大家都在兩米之外，為什么在這樣一致性的情況下，反而會出現這些裂痕？回到剛才節泓講到彈性的問題，因為人和人之間關系的構造，有的時候是需要差異性，需要一種彈性在里頭的。如果你完全讓大家都去遵守一個規則的話，這個時候人和人、自己和人和非常具體的一個對象之間沒有彈性，在當時具體場景下面進行有機的互動的話，大家都是要抱著第三者原則去規范自己的行為，然后希望對方根據第三者原則去規范行為。這樣，很快就出現裂痕，因為你對第三方原則究竟怎么樣去理解，對方是不是執行好了，我是不是執行好了，為什么要這樣執行，馬上就會出現這些問題。所以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哲學意義上的啟示，共同性和差異性之間是怎么樣去平衡，有機的共同性不可能是一種表面上看起來的共同性，有機的共同性只能從具體的差異性里面出來。有機的共同性必須要在日常當中，用節泓的話講是通過這種有彈性的空間不斷的去構造和再構造。

姜節泓：你剛才提到跟國內的一些老同學的交流，我也有這樣的經驗。之前初中高中6年在同一個學校在上海，我們有一個群，之前這個群挺安靜的，疫情之后，群里討論變得非常的激烈，而且就像你說的，很多并沒有就事論事，而是直接攻擊人，這個是特別悲哀的。而且會很明顯地自組了兩個陣營，一個是在國內工作生活的同學，一個是像我們這些在外面浪跡天涯的人。你剛才提到一點非常重要，就是為什么當所有東西看似一致化的時候，我們反而出現了一些分歧，反而在各種的討論上形成了一些沖突。這個還是在我們都是中國人并擁有相同的文化背景的情況下，如果我們回到公園里的一個羊腸小道上，迎面走來一個印度人，走來一個白人，走來一個黑人，不同的人他們給你遞上來的眼色或者是微笑都可以察覺到其間的微妙，其間的距離。

我們現在網上上課網上開會，所有的人都躲在屏幕后面，這也是一種距離。我們兩個人現在實際物理距離應該差不多不過一百公里，從伯明翰到牛津，開車的話一個小時就能到。但是我們之間面對屏幕的距離，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距離？你沒有辦法測量，我現在離電腦大概40厘米，你離電腦40厘米么？我在想，這應該叫做一種“可折疊距離”，就像你在一張大紙兩端畫了兩個小人，然后把紙一疊起來，兩個可憐巴巴的人，他們感覺相遇了。在我們借用了一些媒體，借用了一些在線的平臺，我們好像相遇了，我們好像可以交流了，但這種交流跟我們剛才所說的有彈性的距離，有彈性的社交體系是完全不同的。看似這種妥協沒那么糟糕——總比見不上面好；但是也不對，打開攝像頭之后，距離被折疊了之后，好像所有的東西都沒有想象力了，你都不需要想象了，就在你眼前，但又不是真的。所以說這也是因為現在的這種困境產生的這種特殊的距離，即使我們在屏幕背后可以相見，這種距離依然跟我們平時所熟悉的距離及其“可控性”有所不同。

項飆：這個可控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說法，你剛才也提到打開攝像頭好像就沒有想象力，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我覺得屏幕和攝像頭給了我們更多的可控。因為你在一個自然的物理空間里面，有大量不可控的要素。比方說一些尷尬，一些聊到一半卡住等等這些東西，在屏幕上比較容易處理，但是在一個活人站在你面前是比較難以處理的。可能創造性和彈性的一個來源就是這種摩擦性。因為我們通過這種屏幕上的交往，基本上是一種無摩擦的抽象空間，具體空間它都是有摩擦的，本身是有結構，會出現一些停滯，出現一些尷尬，出現一些突然有的時候會談不下去，會談崩，都會出現。有一天我跟另外一個做藝術的同事聊，他說現在 British Council（英國文化協會）有一個“Museum without Walls（沒有墻的美術館）”計劃，要把很多博物館的東西放上網看。我就覺得是一個非常大的差距，如果我要去博物館的話，我怎么看，那個畫是掛在墻上高于我，在一個燈的照亮之下，畫是不動的，我得走，然后我仰視，當然我身邊會有其他的人，會有輕聲的耳語，在那個情況下畫是主體我是客體，在空間里面我仰視畫，我在想那個畫究竟當時要傳達一個什么樣的信息？我今天跟這個畫是什么關系？在這樣的一個空間里面，其他的來看畫的人是什么人？我跟他是什么關系？這些就構造出一個具體的物理空間，把你泡在里面。你泡在那個空間里，你就會產出各種各樣的意味、意向。但是你要上網在屏幕上看的話，那完全我是主體，這個畫是客體。這個畫一看過馬上刷，看過一個馬上刷。我半個小時在博物館里就站在一張畫前看，我在這里（網絡上）半個小時，我估計能看上百張的畫，到最后你產生不出什么真正的意向，沒有沉淀。我們叫做刷屏。所以這個是一個抽象的概念，那么當然又牽涉到一些其他的問題，所謂人要抽象當然是人造的，但是自然空間沒有抽象，就是我們大腦對世界的處理，抽象的一個目的就是要去控制它，所以我們抽象好以后，就是讓你在這個時間，大家來這個（zoom會議室里）視頻開會。所以你有一種控制，整個現代的經濟學基本上就是一個抽象的過程，原來我們種地、紡織都是很具體的，生活是由很具體的物體構造出來的，現在大家就要股市，貨幣就是要抽象。你看抽象之后，其實它就是一個權利對整個物質生活的一個控制過程，所以我覺得這一次其實是大家覺得失去了控制，因為不能夠流動。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們也看到，其實我們很多的不自然不舒服是來自于我們這種可控性太強，然后同時失去了這種彈性，這種創造，然后有一點點緊張。

如果我現在第一次見到節泓，如果你要來牛津的話，我肯定要想一想陪你去哪里，我得有很多考慮，考慮到你的口味，考慮到你幾點要坐火車回。我就有很多這種我不能控制的東西，但生活那樣是那樣構造出來的，現在我覺得統統都不用管對吧。所以就提出另外一個問題，我以前可能也聊過，就是“方便”的問題。現在生活是變得非常方便，非常有效率。如果我們今天要在物理上開這個會的話，不管是誰去哪兒，肯定都是要至少是一天的時間了，來來回回，你總得留下來吃頓飯什么的，要一天的時間。但今天可能最多是兩個小時，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這個效率是非常高的。但是這提醒我們人不是為效率活著的，所以說當效率到了一個極致，方便到了一個極致，任何東西都有快遞小哥給你送，都有“快腿”給你送過來的話，變得非常可控。但你在控制生活的時候，你也失去了自己的能動性。

姜節泓：對，你剛才提到的幾點都很重要。我覺得我們的生活中稍微需要保留一些不可控，這樣想象力才有土壤可以生長，不然的話就是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的操作下去，就變得沒有彈性，沒有創造力了。你剛才講到人的流動，講到距離或者現在我們講到生活工作的有效性。在疫情之前，我們經常旅行，旅行變得越來越便捷。我記得剛剛出國的時候，20多年前，其實飛一趟中國還是一個蠻大的事，而近幾年我們差不多每個月都有國際旅行，因為有不同的教學研究等等。我們旅行變得越來越方便，機場設施可以滿足所有旅行者的需求。但現在突然一下子哪都不能去，我們一下子覺得我跟中國其實是有距離的，七個小時的時差是如此的真實。我們在要去見一個朋友見一個親人的時候，居然如此無力。這跟想象力毫無關系，跟你這個人是不是有才華毫無關系，你就是哪里也去不了，宅著。其實這讓我們重新去思考旅行，重新思考距離。重新思考自行車和徒步的那些青蔥歲月，包括重新思考我們如何學會等待。因為就像你說的太便捷了，我要找一個誰，我可以突然打一個電話，我會期待他馬上就接，不接的話應該給我回一個短消息。這不像老早以前，小時候談戀愛的時候，連手機都沒有的，你等待的時候是心的工作，是完全不可控的，距離是如此真實——等待距離的慢慢縮短。我們面對當下這樣的一個“可控”的世界，可能又會引起一些新的思考。

項飆：對，大家看出他這個是浪漫的藝術家的本色，我就沒有那么多感悟在里頭。我覺得等待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一個說法。首先我們覺得等待是一個不太好的事情，不要讓人等，別人讓你等一會你也覺得煩。這是方便經濟的一個副產品。我們有一些人類學家，比方在印度去做調查的話，就發現他們很多人花一輩子大部分的時間在等待各種各樣的東西。然后他們就問他說你這樣不會等煩了嗎，怎么不抱怨什么的。但是對很多印度的村民，等待就是他的一種生活方式，你也可以說我們早期的農耕社會里面，某種意義上都是一種等待，但是不是完全消極地等待，他知道春天一定要播種，你才可以等待秋天的收獲，如果不播種就不用等待，但你播種了之后你是一定要去等待的。釀酒，最少是十幾天，讓酒自然去發酵。做各種各樣的食品，同樣，像我們溫州做魚餅，從鮮魚一直到剁碎，一做就是一整天的事情，都是有很多等待。所以那個時候是充滿等待，但是我們并不會因為等待而焦慮，覺得等待是生活的一部分，等待意外意味著期待。在等待過程當中，當然你也會做很多事情，大家不會就坐在那里死等，大家會聊天，然后才形成一種社會性。但今天為什么等待會變成好像是生活里最煩的事情，看來是因為我們沒有耐心，目的高于了一切。因為農夫耕作當然希望秋天有好收成，但是他知道這個過程本身是非常重要的，你看秧苗成長起來，隨著氣候的變化怎么樣長高，怎么樣從青澀慢慢變成一種黃色，變成金黃色這個過程，或者你去做魚餅一步一步的過程，上蒸籠了，煙冒直了，氣味出來了，整個的過程是很有意思的。現在我們不需要過程了，我們趕快馬上要買到魚餅，在兩分鐘之后你要給我送到家里頭了。所以這樣的話就是一點點的等待都會成為一個非常大的事情，我覺得我們要重新去反思等待的意義，因為等待是非常重要的，剛才講到生活，它必須要通過各種各樣的時間和空間的間距給你構造出來。任何一個搞物理或者搞建筑人搞音樂的人都知道，如果你要沒有間距的話，那就是一團糟，它沒有結構了，它就沒有韻律。那個房子要能站住，一定要通過一種間距。那么等待其實是對一種間距的享受，很好的狀態就是你知道下一步大概是什么，然后同時你又知道現在跟下一步是有不同的，你在期待它的到來，就像一個母親等待孩子的來臨，那種等待。等待是不是可以把它作為今后我們生活的一個樣本。

姜節泓：在我們極速有效的生活里，等待成了一種多余的東西。而如今，在隔離期間，當面對面交流的可能被完全撤除之后，所有的親情、友情和愛情必須重新學會等待。等待是一種教養，一種在我們這個時代已經喪失了的教養。而這場疫情正在教會我們如何重建這種美德。我覺得你是一個樂觀的等待者，期待一個好的遠方。所謂的“好”當然是主觀的，就是一個個體認為好的東西，比如說結婚生子，比如說買房買車，比如學業有成等等。我們都愿意去等待我們認為“好”的東西，正因為這樣的“好”在前方牽引，生活才能得以繼續。這個也跟你之前所提到的“懸浮”的概念有關——我們對當下是如何看待的，對未來又是如何看待的。

項飆：對，剛才我們粗淺的講等待有兩種：好的等待和壞的等待，那種享受型的比較心平氣和的等待和這種非常不耐煩的等待。那么原來我講的“懸浮”狀態基本上就是一種很不耐煩的等待，所以它就意味著現在都在浪費時間，因為我要的不是現在這個狀態，我要的是明天，但明天究竟是怎么樣又是講不清楚的，反正現在是不好的，我現在要做的事情就要脫離現在。所以是要否定現在為前提，去追向一個模糊的未來。其實嚴格意義上講不是等待，嚴格意義上是他在一種奔向一個欲望，它是被一種欲望所牽引，要去掙扎著往前跑。跟農夫等待收成，跟母親等待孩子的出生是不一樣的，因為等待的那個東西，農夫和母親非常清楚，不用掙扎，因為那個東西急不得的，你一定要等待，讓自然給你提供這個結果。積極等待和消極等待的差別就在于對現在的態度，那種耐心的、充滿著期待、很平靜的那種等待，是說現在的每一刻都在慢慢的邁向我想象當中的未來，不管是收成還是孩子。現在的每一刻都是很值得珍惜的，因為事情都在慢慢的變化，都在慢慢的成熟，所以現在我們要去珍惜這一刻。我不是在提倡“佛系”，我覺得“佛系”的很多想法是非常微妙非常精深的，是我們很多體驗和智慧的一個來源。但是我不是說不用去奮斗，不用去掙扎。我們都是在掙扎、奮斗的過程當中有一個未來的指向。但是關鍵是說你是不是把現在看成是每一步，就像你長跑一樣，每一步你的腳落在地上，讓你身體重新彈跳起來，每一個觸動都是有味道的，都是有意義的。其實最后你能不能達到自己的目標，真的是不知道，像我們做研究的，如果你要從結果去衡量的話，不管是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其實是一個風險性非常高的事情。藝術創造也是一樣的。如果你不去珍惜，這樣的一種積極的等待和掙扎的過程的話，很難做下去。

姜節泓：你剛才提到印度，你觀察到有等待的經驗，我自己不做這方面的田野調查，但也有一次類似的經驗，讓我的感觸很深。2018年到2019年期間，我在泰國做雙年展，一個全戶外的展覽，其中有一個展區是在一個小島上面，這個小島人口不多，百分之九十八的人是穆斯林，島上只有一輛車，那是村長的。我們擺渡到島上，那里的生活是一派自給自足的天地。適逢什么節日，服飾的色彩和街邊食物的氣味相得益彰。公雞打鳴比賽是傳統的賭博項目——它們漂亮地佇立在一根根備好的樁子上，不可一世。悶熱的天，有幾個老太太路邊擺著攤賣椰子，曬著，無人問津。我記得椰子的價格極其便宜，好像是人民幣大概幾毛錢的樣子。老太太不說英語，但好像一天也賣不了幾個。中午時分，她還在等待她一個客人的到來。這個島不是旅游景點，一個特別原生態的社區。她在等待的客人都是島上的村民，也可能都是她熟識的鄰舍。我們是外鄉人。她有理想嗎？她的未來在哪里？在渡船駛向的另一頭嗎？她的等待充滿了平安，這就是她的家園，就是她的生活方式。現在我們當疫情突然來臨的時候，我們似乎變得措手不及。我不知道你們牛津的疫苗研發到底怎么樣了，我們天天惦記著盼著呢。疫苗就是當下的一個等待，等待一個好的結果，這個結果我們暫且不說要等多久，它是不是最終能夠來臨都是一個問題。這種等待讓人覺得有點不安，這種不安可能會對我們剛才講到僵硬化的社交關系雪上加霜嗎？

項飆：我覺得你把這幾個問題串在了一起，非常精妙的一個構造方法。首先說你碰見的泰國的老太太，我覺得她是有很強的未來感的，有很強的世界感、宇宙感。像這樣的人她的未來在哪里？雖然我不知道那個具體的社區，但是通常而言像這樣的居民，會有非常豐富的想象力，關于整個宇宙，對自己的生命，他不覺得是一個個體的生命，往往會認為自己是一個祖先的延續，她可能是祖母的轉世，這是人類里面非常普遍的一種想象。所以他們的想象力要比我們的想象力強得多。所以他并不在乎有沒有空調，因為她有宇宙，她看月亮、看星星，對她來講是意味深長的。估計在很多中國的城市，我們現在看月亮星星都可能已經看不到了。所以它的這種彼岸性，你說渡船那一頭，它是有彼岸的，但是這個彼岸不是說渡船過來的彼岸。然后回到我們這個花花世界，我們的彼岸都是說飛機的那一頭，其實飛機那頭跟這頭沒有什么差別所以也無所謂彼岸不彼岸了，不過是一個機場，另外一個城市而已。我們怎么樣去塑造自己的彼岸，自己的一種超越，當然宗教依然是一個很重要的力量，然后在客觀情況下講，藝術創造非常重要，但在這里我個人覺得科學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彼岸，這里的科學不僅是說很具體的科學研究，比方說要去做疫苗，當然它有一個實際的意義就是做出來確實能解決很多問題，但是還有一個就是說它的科學態度，對我來講是我個人體驗這是比較重要的。

我可能是少數派，到現在為止我還是比較欣賞英國關于群體免疫的說法。這個不僅僅是英國，其實德國以及奧地利的科學家，他們基本上思維的啟發點都是群體免疫。因為我們知道這個事情到最后就是群體免疫，有疫苗出來也無非是說有控制的通過打疫苗形成群體免疫，不是說我們真正讓病毒從這個世界上消失，從宇宙消失，是沒有這個能力的。我們只能夠讓大家形成群體免疫，無非差別是在于通過疫苗有控制的群體免疫還是說形成自然的一個群體免疫。我記得很清楚，英國提及那個群體免疫之后，我給我女兒的輔導老師打電話，一個英國老太太，屬于高危人群，好奇她是怎么想的。然后她感覺非常平靜，因為知道疫情發展的底線在哪里。首席科學家就說你這個是控制不了的，這個病毒的傳播人類無法阻擋它，唯一的辦法達到群體免疫，把曲線壓平，時間拖長無非都是考慮到國家醫療系統的承受救治能力。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當然也去了解關于疫苗的研發過程，大家也都知道這是一個充滿風險的過程，可能要十八個月還是多少，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比較科學的態度，就不能夠把希望都壓在疫苗上，所以也就變得比較平靜。我覺得我自己的生活沒有那種很焦慮的等待，想讓這個事情趕快過去，因為你知道這個事情他不可能馬上過去，事實就是這樣。所以科學，像我自己做疫情和流動這種研究，真能解決什么問題么？但是為什么要去做這些事情，因為能讓我們體會到這個事情的復雜性，并不在于尋求解決方案，而是在幫助我們理解問題本身，如何在現實當中怎么樣呈現出來，同時，讓我們學會如何與問題共處。所以這種科學方法可能就是賣椰子的老太太對宇宙的想象，這是我們所有的跟她對應的一種想象。

姜節泓：當疫情來臨的時候，我們這些做社科、人文和藝術的，似乎從根本就不如一些做醫學做疫苗的研究可以解決實際問題。但是究竟什么才是“實際問題”？而疫情恰恰是提供了一個我們平時沒有的平臺，讓我們可以從一個完全不同的全新的經驗里來思考我們的日常，思考我們的這個世界。我們一直所說的社交距離——相距兩米，就是這個短短的兩米，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和思考。但總有一天我們會把那個兩米以外的世界給奪回來，不是要重回過往，而是要再改變一次。

（完）